清末历史冷故事：关于清末民初制式步枪口径之路的三方之争
甲午战争后，清朝面临着重整军备的重大时刻，这原本是一次改善军事实力的难得机会。然而，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，清军却错失了统一全国制式步枪的良机。彼时，最常见的装备为各种德国制造的毛瑟步枪。而更为关键的是，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导建设的汉阳兵工厂，已经顺利投产了仿制毛瑟1888委员会的汉阳造步枪，并且具备了每日生产50支的能力，足以为新成立的陆军提供更换装备的可能。
然而，意外发生了。在这一切准备就绪之时，接任胡燏棻主编新军的袁世凯却不认可汉阳造步枪，反而选择了奥匈帝国的M1895步枪作为新军的制式步枪。这一突如其来的选择，给清廷在甲午战争后的军事重建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。
展开剩余85%一、江南局与“新利步枪”的背后
要深入了解袁世凯的决策，我们必须追溯到当时清廷内部分治的状况。在清朝的兵工系统中，南北方各自管理各自的军备，且彼此间并没有太多的协调。例如，北方的兵工厂使用的是德国克虏伯系列的火炮，而南方则倾向于使用英国阿姆斯特朗系列的火炮。这种局面不仅给后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，也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。
在湖广总督主导的“汉阳造步枪”引进之前，江南局就已自行研制了“快利步枪”，并且一度试图将其作为全国统一的制式步枪。在光绪16年（1890年），江南制造局因雷明顿步枪的质量问题，正处于一场艰难的转产过程中。这时，江南局的总办刘麒祥意识到，西方的武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技术革新，雷明顿步枪的口径和黑火药弹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。
刘麒祥随即提出要彻底放弃雷明顿、黎意等过时的步枪，转而仿制英国新式李·梅特福步枪，并且为此步枪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——“新利步枪”。这一举措，显然与当时世界武器发展的潮流紧密对接，具有前瞻性。江南局对英国步枪的青睐，展现了它在技术上与英式武器的深厚渊源。
二、从英国的“新利步枪”到国产“快利步枪”
然而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“撤旗事件”爆发，李鸿章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感到有些突兀。曾经一贯听命于洋人的他，突然采取了强硬态度，支持了本国将领的利益。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中英关系的急剧恶化，也让江南局的英国“新利步枪”计划面临了巨大的政治阻力。
为了应对这种变化，李鸿章在一系列的政治调整中，将目光转向了奥匈帝国和德国。此时，江南局不得不开始转向新方向，决定仿制奥匈曼利夏步枪。尽管这一决定让江南局的一部分准备工作被推倒重来，但他们并未放弃原有的研究成果。于是，江南局在1891年获得了8毫米口径的奥匈曼利夏1888步枪，并开始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。
为了迎合新的政治要求，江南局进行了某些技术上的折衷，比如使用李·梅特福步枪的子弹，并借用曼利夏步枪的刺刀和外形设计。这种“七拼八凑”的方式最终促成了1892年快利步枪的诞生。快利步枪的试射结果极为出色，其在270米处能够击穿7毫米厚的钢板，这一测试结果表明它可能采用了无烟火药弹。快利步枪的优异性能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三、“快利”步枪引起日本关注并试图成为制式步枪
快利步枪的诞生无疑是一次技术突破，这种小口径的连珠步枪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极高的评价，也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。1893年，日本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在访问天津时亲自试射了该枪，并认为它的性能远超日本自制的中村田步枪。虽然并无确凿的证据表明大清朝向日本提供了快利步枪，但这段历史或许透露出一些外交上的矛盾与妥协。
然而，快利步枪的生产速度相对较慢，尽管在1891年开始制造，实际的量产却一直未能达到大规模的程度。1892年和1893年的产量分别仅为460支和578支，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，产量才有所增加，但也仅有1200余支。即便如此，快利步枪的表现依旧让不少人对其赞誉有加，甚至一度成为新军的理想选择。
四、为何袁世凯选择曼利夏而非“快利”步枪？
尽管快利步枪在国内拥有不小的声誉，且在清军装备中表现亮眼，但袁世凯并未选择它作为新军的制式步枪。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快利步枪的性能与产量有限。
首先，快利步枪虽然采用了李·梅特福步枪的无烟火药，但其设计基础仍然来自老旧的黑火药武器，性能上存在一定的局限。而且，江南局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不少质量问题，早期的国产步枪常出现密闭性差、火药泄漏等问题。
其次，快利步枪的产量严重不足。即便是在甲午战争前后，快利步枪的年产量也远不能满足庞大的新军需求。与之相比，汉阳造步枪的年产量高达18000支，这对于急需大量步枪的新军来说显然更具吸引力。
最终，袁世凯不得不选择了奥匈帝国的曼利夏步枪作为新军的制式步枪。尽管它采用了8毫米口径，但其与快利步枪相比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更为成熟的生产体系。
通过这一系列的选择与权衡，袁世凯虽然放弃了汉阳造和快利步枪，但他的决策反映了当时中国军事改革中复杂的政治与技术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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